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形势严峻，滨海湿地面积缩减，海水自然净化及修复能力不断下降，近海富营养化加剧，赤潮、绿潮等海洋生态灾害频发，自然岸线减少，海岛岛体受损以及生态系统受到威胁。针对这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各地积极开展生态修复工作。2010 年以来，已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37亿元实施海洋生态修复，修复具有生态功能的岸线长度约240 km，修复滨海湿地面积约2 300 hm2，修复沙滩面积约1 200 hm2[1]。至2019年，已有约28个城市实施了“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已实施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包括海域清淤、沙滩整治修复、湿地保护(碱蓬、柽柳、红树林修复等)、退养还滩、退堤还海、生态海堤建设、增殖放流、岛礁生态修复等。各项生态修复工作的开展，有效地促进了受损海湾、岸线的修复和滨海湿地面积的增加。

但是，现阶段对生态修复的理解不统一，生态修复项目前期方案设计的科学性不足，易成为伪生态工程或单纯的景观绿化工程；生态修复技术方法尚在不断完善中，同一技术方法即使用于同种类型的生态系统修复也不一定有效；项目前期方案设计的可操作性欠缺，且监管不到位，一些项目落地困难，方案变更和滞后现象普遍；生态修复项目跟踪监测滞后，监测方案的确定和监测指标的选取不科学，无法获得效果评估所需的有效的长时间序列数据；针对生态修复项目进行长期连续调查和效果评估的研究较少；缺乏相应的生态修复绩效评估标准、规范，评估技术方法不合理，难以科学评判生态修复效果。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生态修复效果不佳，无法达到规划目标，甚至给一些地方带来了新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现阶段迫切需要开展海洋生态修复绩效评估方面的研究，用于解决科学、准确判定生态修复效果，提升项目监管能力，提高跟踪监测的有效性与科学性等问题，更好地满足海洋生态修复项目适应性管理的需要。

1 海洋生态修复项目绩效评估研究进展

1.1 国外生态修复项目绩效评估研究进展

在生态修复成功的判定标准研究方面，Stanturf等(2001)认为生态修复项目应当明确目标，以利于构建相应的评估指标用于判断项目的成功与否[2]。构建一个好的生态修复指标体系对于有效评估和提高生态修复成功率至关重要[3]。国际生态修复学会(SER)提出了9条判定修复是否成功的标准[4]，但是在具体的生态修复项目中，这些标准并未完全使用。研究者结合生态修复项目及所在区域的特点，选取一些指标，例如生物多样性、丰富度、植被结构、底栖动物群落、小型水生生物群落、水文指标等用于评估生态修复成功与否[5-8]。

在绩效评估方法研究方面，21世纪初，研究者对全球各地的生态保护项目进行绩效评估，通过准实验设计等评估方法对森林、保护地等开展了短期和长期的评估[9]。在美国，对于环境类公共支出项目的绩效评估方法，主要有逻辑框架法、平衡计分法、指标法、费用效益法等[10]。针对海岸生态修复方面，Diefenderfer 等(2003)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方法，分5个方面实施海岸修复工程，包括计划、执行、绩效评估、适应性管理和成果推广。其中，绩效评估通过监测调查反馈生态系统恢复程度，在工程附近选择适当的地点作为参照点进行比较分析[11]。Zhao 等(2016)提出建立一个成功的沿海湿地生态修复评估指标体系方法：首先，应该确定湿地修复目标，以确保选择的指标更加合理；其次，应研究海岸湿地的结构、功能和干扰；然后，要关注不同时空尺度下的动态变化；最后，指标体系中还应包含一些重要的社会属性[12]。

在项目监管研究方面，生态修复的成功通常需要数年或数十年的时间(取决于项目的规模和环境)，在这段时间内应该有一个专门负责的机构，从项目设计到监测和评估阶段全程对项目进行监督[13]。Borgstroma(2016)通过对多年来瑞典国家资助生态修复项目的研究，发现生态修复项目资金占政府自然保护总资金的11%，生态修复项目具有小规模、短期性的特点，与生态系统管理背道而驰。瑞典作为一个优先重视环境的国家尚且如此，其他国家在生态修复方面的资金投入会更少，生态修复项目实施的时间会更短[14]。美国NOAA实施损害评估和修复计划(Damage Assessment, Remediation, and Restoration Program, DAPPR)采用自然资源损害评估(Natural Resources Damage Assessment, NRDA)方法，修复方案的实施需要实现基底和补偿两类修复，并监督效果，进行长期跟踪监测；责任方(破坏者)提供修复资金，NOAA或其他受托人进行修复或监督责任方实施修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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