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具、生态环境多样的国家。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在现今中国的版图内，有1.8万余公里的海岸线，1.4万余公里的岛岸线，沿海岛屿6500多个，5大海域的海洋国土面积达300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陆地国土面积的1/3。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不断地向海洋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海洋性的一面[1](序)。

众多领域的学者对海洋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自凌纯声先生作了开创性的研究[2]之后，滨下武志提出朝贡贸易圈和“海洋亚洲”的概念，把中国沿海地区与环中国海周边各国、印度洋沿岸诸国视为海域世界的重要区域，作整体的研究[3]～[5]。北京大学何芳川为首的亚太区域史项目组，以环太平洋作为区域分析单元，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环太平洋区域的历史发展的视野切入，研究中国航海文明、太平洋贸易网络和中国的海外移民[6]～[9]。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海洋史研究专题中心探讨中国海洋发展史，已经出版《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10多辑。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为首的中国海洋史课题组，以海洋中国与世界为研究平台，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入手，研究中国海洋发展史，着重探讨中国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文化，其主编的《海洋与中国丛书》（8本）、《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12本），已经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

相较之下，目前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陆地生态环境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比较多，而对海洋的生态环境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比较少。例如我国生态人类学主要集中在对西南山地、西北草原和沙漠绿洲等生态环境与文化适应关系研究上，而对东南海洋生态环境与文化适应的论述则比较罕见。因此，本文拟探讨东南地区的沿海社会与海洋环境间的紧密关系。本文所涉及的资料一方面来自文献资料，另一方面为笔者田野调查所得。笔者曾考察了福建的三沙、平潭、东山以及广东的南澳等岛屿；也考察了福建沿海地区石狮、惠安、诏安和云霄等地，还到海外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华人社区做过田野调查。

一、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发展

王赓武指出：“我开始研究南中国海的早期贸易的时候，不仅为中国与这一地区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联系所震撼，也为中国与这个像地中海似的地区之间日益增长的商业联系而惊叹不已。中国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与南中国海发生联系，沿海的早期贸易出现了良好的发展趋势，秦汉军力抵达南中国海之后，尤其是三国时期（220～280年），吴国的官商寻求与东南亚诸王国和港口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从此，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不断发展。到唐朝以后，随着南中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双方之间的贸易和外交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来自中国与南海的各商人集团也因此获益。直到16世纪欧洲人东来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10](P3)

地处中国边陲的东南沿海地区，长期处于中央王朝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又承袭了闽越族善舟揖的传统，海洋经济、社会和文化得到较大的发展，成为中国向海洋发展的一股强劲力量。自秦汉开始，特别是晋、唐时期，大批中原汉人南移，来到闽南地区，他们与闽越人接触和融合，形成了闽南文化。闽南人接受了汉人的农耕文化，也继承了闽越族的海洋文化，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也积极地向海洋发展，踊跃参与东西洋航路的商贸活动。宋、元时期，泉州已成为世界一大名港。自明中叶开始，漳州月港成为中国著名的走私港。特别是太平洋航路开辟以后，月港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太平洋航路是指从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的阿卡普鲁科港至马尼拉，再从马尼拉到中国月港与广州港的航路。据张燮《东西洋考》记载，月港鼎盛时期，从这里往外通商达40多个国家和地区。清代，厦门港逐渐地取代了月港，成为我国一个著名的港口。

闽南人向海洋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大批闽南人移居沿海岛屿和海外地区，增强了闽南与海外的联系。此外，也有大批的外国商人来到泉州和厦门等闽南地区，例如泉州陈埭和百奇丁氏和郭氏的祖先，他们是来闽南地区经商的阿拉伯人。大批的外国人来到泉州，遂使泉州成为世界宗教的聚集地。由于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积极地向海洋发展，因此他们形成的文化既具有农耕文化的性格，也兼具海洋文化的特征。

二、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海洋性

东南地区的海洋经济包括海岸带农业、滩涂养殖、近海和远洋捕捞、海上运输、海上贸易、港市的发展等多种形式，这里笔者着重探讨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岸带农业和滩涂养殖，进而来看当地居民面对海洋环境的文化适应。

上一篇：走向新的里程我国环保产业发展巡礼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