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派翻译理论最早于20世纪70年代由德国翻译理论家卡塔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提出，之后汉斯·J·弗米尔(Hans J. Vermeer)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目的论。克利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目的论，功能派翻译模型更加详细与具体，也使得功能派目的论的发展日趋成熟。功能派翻译理论引入中国伊始，就引起中国翻译界的极大兴趣，并激发广大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如早期桂乾元[1]的《记联邦德国的三位翻译家》、张南峰[2]的《走出死胡同，建立翻译学》、陈小慰[3]的《简评“译文功能理论”》、钟伟合与钟钰[4]的《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以及张春柏对《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莱斯著)的评论、张美芳对《译有所为——功能翻译理论阐释》的评论等，都为功能派目的论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环境科学旨在研究环境质量控制及改善的相关原理和工程措施。水土流失及污染、人口增长、资源储备下降、营养物质的耗竭等现状凸显，人类理想的生存与发展愿景面临窘境。在此背景下，环境科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受到广泛关注。协调人类、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低碳和文明社会，是人类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美好夙愿。本文将以功能派翻译理论为指导，以环境科学领域翻译的交际目的为中心，探讨其翻译的有效策略及方式，以期为提高环境科学领域翻译质量起到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一、功能派目的论对环境科学领域翻译的启示

环境科学问题关乎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既属科学技术研究范畴, 也是社会关切热点。翻译作为语言转化活动，可以消除语言隔阂，消解文化差异。环境科学领域翻译，对于加强国际环境科学合作交流、构建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全球生态系统发挥着重要作用[5]。环境科学文本，有自身特别的科技性和专业性，同时中文与英文各有自身独特的语言与文化特征，因此，在环境科学领域翻译中，要准确把握翻译要实现的目的，熟练运用翻译语言，结合环境科学文本特点，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顺利转化。

翻译被功能派目的论视作交际行为。整个翻译行为过程需决定于翻译行为要实现的目的。功能派目的论与传统翻译思想不同，该理论把翻译研究的范畴定位于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从而使翻译研究视野得以拓宽。环境科学领域翻译的终极目的是传递客观、详实和严谨的信息，该领域信息传递的内容和效果是翻译关注的重心。因此，功能派目的论的应用契合了环境科学文本的特点。

功能派目的论认为，从本质上来说，翻译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源语材料的选取理解，翻译策略、原则、技巧的选用等，都与选择的确定相关。决定翻译过程中各种选择的因素，就是翻译的目的[6]。目的论核心人物费米尔把翻译目的细分为三个层次：译者的目的；译文交际的目的；使用特殊翻译策略目的。“目的”在通常情况下指译文交际目的，即译文依据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和语用方式传递信息，在译入语文化背景下，对译入语读者实现交际功能。功能派目的论需要译文促成其在目的语文化中的交际功能，译语的文化语境，如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历史、审美习惯、意识形态、居主导地位的文本体裁、写作规范等，在翻译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交际目的制约着翻译材料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择、译文的生成以及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环境科学领域翻译的交际目的

(一)介绍和引进环境科技信息，保留源语的先进术语和概念

在环境科学文本互译中，译文要遵循该学科语言的约定性、科学性、单义性和系统性，使该学科系统的概念体系能在术语的译名中体现出来。基于此目的，译文可以利用构词法，如派生、合成、转化、缩略等，发挥科学的创造性，对术语进行翻译。如，“生态系统”的译文已经统一为“eco-system”，此构词的合成规律可进行参照，以适用于该领域的相关翻译。如“生态工程”和“生态农业”可以译为“eco-engineering”和 “eco-agriculture”。译文还可以依据此目的，使用合成法组成新术语，如“生态密度、生态幅、生态等值种、生态因子和生态力”就可以分别译为：“ecological density, ecological amplitude, ecological equivalent, ecological factor和ecological force”。再如 “oil-bearing(省油的)、heat-treat(进行热处理)、silver(镀银)、chloral(三氯乙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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